士大夫
| 士大夫 | ||||||||
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---|
 明朝士大夫畫像 | ||||||||
| 中文名稱 | ||||||||
| ||||||||
| 日文名稱 | ||||||||
| ||||||||
| 韓文名稱 | ||||||||
| ||||||||
| 越南文名稱 (？) | ||||||||
|
士大夫，經傳中釋義為帝王貴族階級下面所僱官僚或者武士，秦漢以降亦為士之通稱，地位處庶之上。到魏以後因九品中正制施行令「士大夫」詞意與經傳中意義開始產生差距、擴大指代一種上等社會層；近現代以降，詞意擴大泛指知識分子。
現常認知士大夫於歷史所指，是具一定聲望和地位的知識分子兼官吏，通行於傳統中國、朝鮮、越南、琉球等社會。作為現所知歷史「士大夫」定型之形成制度基礎，即君主專制官僚選撥制度（察舉制、九品中正制及科舉制度），令士大夫直接忠誠於皇帝，既參與王朝國家政治管理，作為皇權統治所施行道德、價值體系的維護者，同時為社會上層創造和傳承文化、藝術等。
概念源起與演變
「士大夫」一詞，由周代封建制度中「大夫」和「士」兩個稱號演變而成。「士」於殷商、西周時尚屬於貴族附庸，作為文武相通之武士具自身獨立地位；「士」之文者與武者之間區別並不明顯，「出將入相」可謂「士人」理想。軍士將佐則謂「士大夫」：據周禮所知，師帥皆中大夫，旅帥皆下大夫，卒長皆上士，兩司馬皆中士，以上全收歸軍將統率，此要職即為士大夫。
在春秋時期，一般士大夫所持有之釆邑（都邑）有配置釆邑兵、如共叔段之繕甲兵，其調動聽命於國君，以備輔助諸侯國之國都國人所組建的正規軍。當時士大夫之世家大族均自身持有武裝，是以同族子弟所組成之「族兵」為標誌。
到戰國時期的「士」，由於諸侯軍事動員擴張至貴族階層之外，打破傳統定位，以如四民所含國民分類內之「士人」或「士」，就除了身為貴族的士人，也納入了沒有官銜的平民讀書人，而後演變具有文專官僚性質，及至中央集權制建立後，逐漸產生對官僚制度的依附性：西漢前期的「士大夫」主要指武人或軍官，其後士族形成及至東漢，「士大夫」開始成為士族、官員、豪族的通稱。到魏以後因九品中正制施行，令「士大夫」詞意擴大指代上等社會層。而到宋朝以後王朝更為推崇所謂文治政策，武人不能繼續升遷到兵部尚書和樞密使等職，由純粹的文官擔任士大夫來施行文治主義、加深貶抑「武士」身份地位。日本武士體制則有延續「士」即「武士」的文武並重，以德川家康建立幕府後就確立武士統治的政策，並規定「文武弓馬之道宜專精熟習」。
特點
地位
士大夫屬統治階層，一般擁有官銜，出現確立科舉制的唐代，並在宋代取得穩固的社會地位。經濟方面，士大夫多是地主，田地卻不是其必要條件。士大夫的特徵是知識，擁有儒學教養，即讀書人。正因其儒學教養，士大夫有資格通過科舉而從政。
四民之中，士屬特權階層，士大夫可透過僕役提出訴狀。即使被告，審案時被州縣拘捕的，基本上也是僕役。對士人不可單呼其姓，必須使用某「省元」的稱呼。有些士大夫和士人濫用權位，成為「武斷鄉曲」的豪強、「形勢戶」，勾結地方官控制地方。
士大夫是官場的成功者，財產主要視乎官職大小，仰賴俸祿。科舉的推行，使朝廷上領導的家族時有變換。如北宋初期李宗諤一家三代顯赫，宋真宗已覺了不起。往往在四、五代之間，士大夫家族就完成了由興至衰的歷程。
功能
士人是支撐社會、維持鄉村秩序的中堅力量，也是官僚士大夫的「預備軍」。理學家認為，士人理想的處世方式是：1.輕財急誼，並不吝嗇，援助族人、鄉里中的窮人；2.調停紛爭，據理調停族人、鄉里的種種紛爭，不必上訴地方官；3.輕視功名利祿；4.志在性理之學；5.合乎禮教。如有官職，則應有能力處理不法行為，作風清廉。
理想的「士大夫」懷有「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後天下之樂而樂」（范仲淹語）的崇高道德使命感。因此，政治是他們人生的第一要務；但同時，他們的文化素養也決定了他們是文學、書法、繪畫、篆刻、古董收藏等等中華傳統文化的繼承者和創造者。
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「文人畫」，由於宋徽宗個人的愛好而大力提倡士大夫投入繪畫創作。這進一步提高了繪畫的文化品位和藝術性。宋代以後，一般歷代的大詩人、大畫家、大書法家，絕大多數也都是曾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的官員。如蘇軾、米芾、蔡京等等。像唐朝的李白那樣，沒有太多政治經歷，全憑詩文著名的「自由知識分子」幾乎絕跡。
歷史
商周禮樂瓦解後
春秋戰國群雄割據，戰亂頻繁。各國有名有錢的諸侯貴族，如春申君、孟嘗君等，都以「養士」為時尚，最多時可達數千人，還互相攀比炫耀。依據「毛遂自薦」典故來看，當時諸侯間所流行的「士」定位不再是效忠靡下的獨立附庸，而是泛指具有一定異於常人才能的民間人才。他們往往出身於貧寒之家或沒落的貴族，靠自己的一技之長依附於貴族，為他們提供各種服務。有著書立說的學士，有為知己者死的勇士，有懂陰陽曆算的方士，有為人出謀劃策的策士等。甚至是自稱有才，也可以說服貴族，成為「士族」之列。如：荊軻為燕太子丹刺秦王、馮諼客孟嘗君、蘇秦連橫等。春秋末年以後，「士」逐漸變成入仕服務統治王朝的專業與知識分子。
漢代至唐代
西漢儒生董仲舒說服當時的漢武帝，不以祖制黃老之術治國，改行「罷黜百家，獨尊儒術」的政策。從此，孔子及其弟子的儒家學說開始成為以後各代上的主流哲學。（注意：儒學在各代的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不同）孔子的學說鼓勵知識分子「入世」，即直接做官參與政治，來報效君王和國家。漢代的官員選拔制度還不十分完善，主要是王室貴族推薦一些品德高尚的人才進入政府。比如，以「孝」出名，被選拔為官員就很常見。「舉孝廉」往往是選拔官員的標準，而考試不是必須的。
東漢士大夫，部份源自服膺儒學的地方豪族，如汝南袁氏、弘農楊氏、河內司馬氏。這些士大夫階層遵行名教（君臣、父子等），符合孝友、禮法等道德標準，特別著重孝道，到西晉，與司馬氏一起組成晉朝的統治集團。
魏晉時期，出現了著名的「竹林七賢」。他們既有很高的文學、藝術造詣，又有高潔的道德操守，但一方面又狂放不羈，放浪形骸。他們中的許多人情願醉酒而死，也不在腐敗的朝廷中工作。在權勢與道義發生衝突時，一定會「樂其道而忘人之勢」（《孟子·盡心上》），這種精神氣質對孔子的「士」是一種有益的補充，即如果政治黑暗，那麼因為不願同流合污而遠離政治，醉心於文學藝術，也是符合「士」的操守的，即「隱」。這種精神也可在老莊哲學中找到母體。「魏晉南北朝之士大夫尤多儒道兼綜者，則其人大抵為遵群體之綱紀而無妨於自我之逍遙，或重個體之自由而不危及人倫之秩序也。」
宋代
雖然隋唐時期就有了科舉制度，但真正意義的士大夫，是在武則天大開科舉以後，逐步形成的文化群體。到了宋代，科舉成為選拔官員的主要途徑。如此，哲學精神的傳承有了制度上的保障，「士大夫」（或稱「士）這一群體應該說在宋代正式形成了。
宋初諸帝提倡文學，廣開科舉，讀書風氣大開，士人紛紛應舉，經科舉起家而得官職，成為士大夫。北宋士族盡是新興，絕少源自唐代大族。從晚唐到北宋，名族貴冑為官者，由76.4%降至13%；寒族為官，則由9.3%增至58.4%。宋代士大夫佔人口1-2%，支配了田地、教育和政權，乃至間接控制商業。
士大夫科舉中進士，社會地位即大為提升，較大族或豪族為高，享有法律特權，衣冠與庶民不同，全家以至族人都大大得益。士大夫享有免除勞役及其他特權，親屬眾多，並掌握農村財富。取得官位的家庭，成為「官戶」，與民戶不同，有時也稱「形勢戶」，即地方上的有勢力家族。
宋代士大夫是否地主階層，學者有不同看法。陶晉生指出，經濟方面，士大夫不一定與庶民有分別，很多士大夫是地主，但不都是，有些士大夫並不置產。Zurndorfer（宋漢理）則強調士大夫田產較多。家族財產愈多，中舉機會也愈大。中舉和保持官戶地位，有賴教育，教育又有賴於田地，宗族擁有田產，收入固定，便可致力於教育。因此士大夫往往留下田產，成為家族後人的固定收入，為成功鋪路。中舉後，部份家族成員甚或會轉而從商。
元明清
宋代程朱理學的發展進一步強化、發展了儒家思想，占據了哲學的主流地位。科舉制度的完善，使得文化考試成了做官的唯一合法途徑。「學而優則仕」和「萬般皆下品，唯有讀書高」開始成為讀書人信奉的格言。反過來說，政府官員也必須是飽讀儒家詩書經典的文化人。這從政治制度上保證了「士大夫」群體必然是一個精英知識分子階層。
影響
消亡
士大夫階層和「科舉制度」相伴相生。科舉制度的撤消，也就意味著士大夫階層失去政治制度保障。清末（19世紀末，20世紀初）政治在內憂外患中已經面臨全面崩潰。1905年9月2日，慈禧上諭明告：「著自丙午科為始，所有鄉會試一律停止。各省歲科考試，亦即停止。」此事件標誌著科舉制度的結束。隨著世界範圍內工業革命的影響和中國國內西學東漸的進行，傳統士人之所學不能適應時代的需要，再加上科舉制度的取消，使之失去了「學而優則仕」的上升通道，傳統士大夫和士人階層在中國走向瓦解。
後人評價
- 中國歷史學者周非認為，中國的知識分子在歷來統治者軟硬兼施的政策之下，逐漸喪失他們的獨立思考精神與寬廣的視野；由春秋時代文武雙全、講究理念原則的「士」，蛻變成為了追求個人功名不擇手段的「策士」；秦漢以後，再由「策士」蛻變為皇權服務的「謀士」；隋唐建立科舉制度以後，「謀士」進一步蛻變為熟讀聖賢文章、寫好策論和八股文「進士」；元明以後，朝廷所辦的科舉以「四書五經」為主，「進士」的治國本領、道德修養、獨立思考等，又進一步沉淪。周非詳細審視先秦以來幾位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，然後斷言：兩千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歷史，其實是一部獨立思考、學術研究、道德修養多方面的沉淪史。
- 魯迅筆下塑造了孔乙己、陳世成等毫無抱負、百無一用的末代士人階級，後人認為是末代衰落士大夫的代表，無法拯救民族危亡。
備註
參考
參見
參考書目
- 余英時：《士與中國文化》（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〈東漢政權之立與士族大姓之關係〉，第217-286頁。
- 萬繩楠：《陳寅恪魏晉南北朝史演講錄》（合肥：黃山書社，1987）。
- 近藤一成著，孫曉艷等譯：〈宋代的士大夫與社會〉，載近藤一成編：《宋元史學的基本問題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0），頁215-245。
- David Johnson著，耿立群譯：〈世家大族的沒落——唐末宋初的趙郡李氏〉，載陶晉生等譯：《唐史論文選集》（台北：幼獅文化事業公司，1990），頁231-339。
- 陶晉生：《北宋士族：家族．婚姻．生活》（台北：中央硏究院歷史語言硏究所，2001）。
- Harriet Zurndorfer（宋漢理）著，葉顯恩等譯：〈《新安大族志》與中國士紳階層的發展（800-1600年）〉，載江淮論壇編輯部編：《徽商研究論文集》（合肥：安徽人民出版社，1985），頁237-313。
- 閻步克. 《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》. 北京大學出版社. ISBN 7-301-02903-9.
- 閻步克. 《乐师与史官--传统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论集》. 生活·讀書·新知三聯書店. ISBN 710801503X.
- 趙園. 《明清之際士大夫研究》. 北京大學出版社. ISBN 7301039573.
外部連結
- 羅志田：〈論「士」與知識分子的區別〉 （頁面存檔備份，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）（1999）
- 高明士：〈東亞古代士人的共通教養 （頁面存檔備份，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）〉。
- 柳立言：〈宋代明州士人家族的形態〉。
- 柳立言：〈士人家族與地方主義：以明州為例 （頁面存檔備份，存於網際網路檔案館）〉。
- 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. 中國社科院. （原始內容存檔於2004-12-11）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