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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本之争本文重定向自 國本之爭

(重定向自争国本)
国本之争的当事者之二:明神宗朱翊钧、皇太子朱常洛(明光宗)

国本之争,又称争国本。是明神宗册立太子的争议,由于中国古代有“太子者,国之根本”之说,所以被称为国本之争。

当时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宫女王氏所生)与福王朱常洵郑贵妃所生)争夺太子之位。朝廷大臣按照明朝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,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,向明神宗建议立长子为太子,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,原为神宗偶然宠幸宫女王氏所生的。

明神宗不宠爱朱常洛的母亲,所以不想立常洛为储君,有意立得宠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,却受到大臣与慈圣皇太后极力反对。由于明神宗迟迟不立太子,令群臣忧心如焚。朝中上下也因此分成两个派别,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15年之久,神宗被群臣所迫,不能立常洵为储,因而以几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抗议,是为万历怠政

1601年,朱常洛被封为太子,而朱常洵被封为福王,封国洛阳。但是福王不到洛阳去,迟迟逗留于北京。直到明末三大案梃击案发生,舆论对郑贵妃非常不利后,福王才被迫离京就藩,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。

起因

王氏原为慈宁宫宫女,在张居正主政的万历九年(1581年)的某一天,明神宗往慈宁宫向慈圣李太后请安。当时李太后不在,王氏端水让他洗手,他一时兴起,就“临幸”了王氏,王氏受孕后,太后召问皇帝,皇帝起先不承认是他的作为,太后命人取宦官所记的《内起居注》查看,至此皇帝方勉强承认,后封王氏为恭妃。当时宫中称宫女为“都人”,明神宗因此称朱常洛为“都人子”,不喜欢他,由于李太后出身也是“都人”,太后大怒,骂神宗:“尔亦都人子!”神宗惶恐,跪在地上叩首请罪,不敢起立。

明神宗嫔妃众多,其中最宠爱郑氏,万历十年(1582年)封为淑妃,次年进为德妃。到万历十四年(1586年),郑氏生子,即朱常洵。明神宗大喜,有意进封为皇贵妃,这对恭妃冷落的态度有鲜明的对比。很快,有流言说明神宗与郑贵妃曾到高玄殿祷神盟誓,相约立朱常洵为太子,并且将密誓御书封缄在玉匣内,由郑贵妃保管。

过程

朝臣拥护朱常洛

明朝大臣受到流言影响,纷纷建议尽早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以破除流言。万历十四年(1586年)郑氏生子同年,首辅申时行上疏,列举明英宗两岁、明孝宗六岁被立皇太子为例,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明神宗以长子幼弱为由,等两三年后再举行。这加深群臣的不安,户科给事中姜应麟吏部员外郎沈璟等人纷纷殊请册立东宫。其中姜应麟措词激烈,让明神宗激怒,将奏折扔在地上,对身边宦官说“册封贵妃,初非为东宫起见,科臣奈何讪朕!”遂降旨:“贵妃敬奉勤劳,特加殊封。立储自有长幼,姜应麟疑君卖直,可降极边杂职。”于是贬姜应麟为大同广昌典史。吏部员外郎沈璟刑部主事孙如法相继上言,都被处罚。但自明神宗处罚姜应麟的谕旨也指出立太子“立储自有长幼”,会依长幼顺序册立。

此后大臣仍然要求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太子,并于万历十八年(1590年)集体要求册立,并且杜门请辞,向明神宗施加压力。明神宗只好推至明年、或皇子十五岁时,之后又推说延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。到次年八月工部张有德提议需要动工准备,然而被明神宗以不准奏扰为由罚禄三月。首辅申时行与大臣等人上疏反对,明神宗大怒,然而申时行又暗中表明辩白。此事曝光后申时行名誉扫地,被弹劾后只得辞职返家。众大臣或被罢黜,或被廷杖

三王并封之礼

万历二十一年(1593年)年正月,明神宗加快了改立进程,下手诏给大学士王锡爵,要将皇长子朱常洛、皇三子朱常洵和皇五子朱常浩一并封王,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。王锡爵既怕得罪皇帝,又怕被朝臣攻讦,于是上疏请由长子皇后为母,如此长子就是嫡子。然而神宗只以“三王并封谕”告示朝臣,没有提出“长子以皇后为母”的说法,继续准备行三王并封之礼。顿时,朝中大哗,因为王锡爵这么一说,等于明指朱常洛还需要经过参选,才有机会成为太子,但朱常洛本来就应该是太子。此种作法,质疑了朱常洛做太子的合法性,因此大臣们纷纷指责王锡爵谀帝邀宠,王锡爵无奈,自劾请辞,而神宗也迫于众议收回了前命。

立常洛为太子

明万历廿六年(1598年)发生“第一次妖书案”,有人散发传单,指责郑贵妃意图换储,皇帝大怒,大量贬谪官吏。此立储事,前后纷争凡十五年之久,在慈圣皇太后的干预,首辅沈一贯的劝进下,明神宗终于在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让步,立虚龄已二十的皇长子朱常洛太子朱常洵为福王、朱常浩为瑞王、朱常润为惠王、朱常瀛为桂王。朱常洛出阁读书时,正值寒冬,太监不给太子生火取暖。朱常洛冻得浑身发抖,讲官郭正域怒斥太监,太监们才给他生火。卅一年(1603年)发生“第二次妖书案”,又有人散发传单指责郑贵妃,浙党首辅沈一贯乘机大力斗争东林党人,郭正域差点被杀。此后,福王又不赴封国洛邑,长期逗留京师,窥探储位,于是大臣们又纷纷开始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居住,这其中以大学士叶向高、礼部右侍郎孙慎行最为强势。万历四十三年(1615年),梃击案发生之后,全国士庶都认为郑贵妃要刺杀太子,拥立福王朱常洵,在朝臣的压力下,神宗终于命常洵到洛邑就藩。

影响

国本之争是明朝后期万历年间的大事,诸多大臣都涉及到此事件中,许多人还被惩罚,明末三大案的爆发,引起的东林党争也在这期间开始。而且,此事也使得万历帝对政事更加心灰意冷,导致在位最后卅余年不上朝,只召见群臣一次,史称“万历怠政”。最后,朱常洛没有得到父亲的关怀,也没有受到太子该受的教育,这一切都促使明朝灭亡的党争明显起来。

参见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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